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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5日，台湾著名学者、“中研院”研究员、“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东亚经贸发展研究计划召集人瞿宛文教授应邀造访我校，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展开为期5天的访问，期间应邀在中心先后开设了两场专题讲座。

　　7月2日上午，瞿宛文教授作了题为《陷阱处处有，不只存在于中等收入》的演讲。在讲座中，她开门见山地指出，“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从逻辑上说，“中等收入”标杆并无特殊之处；从经验来看，发展中国家在任何收入水平都有可能陷入经济停滞。她进一步通过理论推衍和援引实证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中等收入陷阱”在理论上不成立、在实证上有争议。

　　当然，否定“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并不是否定发展中国家陷入停滞的可能，而是说明了落后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危”、“机”并存，这一过程中的发展策略选择就为经济学家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瞿宛文教授将相关理论大致归为两类：自由放任派和结构学派。与前者强调自由化、少干预、大市场不同，后者强调相机选择合适的政策，以便实现跨越式的发展。Amsden进一步发展了结构学派早期代表Gerschenkron等的理论，指出跨越发展的核心在于人为扭曲价格，从而改变自身比较优势。一言以蔽之，即是“变‘大市场’为‘做大市场’”。

　　在7月4日的演讲中，瞿宛文教授以台湾如何进入高科技产业为例，深入解析“东亚模式”如何成功推动产业升级，并结合大陆的实际情况讨论东亚经验的适用性。历数台湾经济自1960年代起主导产业迅速变迁的历程，瞿宛文教授指出，这一过程中经济政策始终进行着先行调整，从而扮演了主导者的角色。而到了1980年代，进入中等技术阶段的台湾开始面临进一步向高科技产业升级的挑战。依据旧有的厂商理论，所有厂商共用最新的技术，而研发旨在推动技术前沿，中等技术国家的技术既非最新、成本又非最低，显然难以觅得立足之地。如何找到当地产业的定位，也就成了相关理论探寻的关键。据此，结构学派提出了后进厂商（Second Mover）理论，指出这一阶段的厂商能够通过代工技术成熟、标准化的产品，在这一过程中加深学习，从而使自己参与的生产环节逐步从组装、制造扩展到开发、设计，最终平滑过渡到技术前沿。在这种基于“不完全市场”的厂商理论中，政府政策的重要性得到凸显：政府需要把握市场开放的时机与程度，斟酌对外资的引入与技术的转移，推动厂商规模的持续扩张。这些理论在台湾成功进入高科技产业的经验中得到印证。

　　“东亚经验”具有一定普遍性，然而未必能够照搬到中国，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的规模。中国的规模较大，带来了三个方面的不同：一是中央-地方的政治结构，二是广阔的国内市场，三是对世界市场价格的反作用。“东亚模式”普遍由中央政府主导，政策制定者能够直接面对企业，确保政策的针对性、执行的一致性，推动企业规模化发展。然而中国大陆的三个不同特征使得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激励不同，各地之间亦难以协调，衍生出地方保护主义在内的一系列问题，促进了产业的碎片化、分散化，“东亚模式”要求的“策略一致”、“规模经济”等均不易实现。最后，她表示，中国大陆国情特殊，既有的产业政策成功经验难以完全照搬，这是有待经济学家继续研讨之处。

　　在演讲中，瞿宛文教授还与中心的师生分享了她多年的研究经验。瞿教授指出，在经济学的研究中，相比较演绎法、模型分析法以及计量分析而言，归纳法、历史研究及统计分析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因为，这是从现实社会经济实践发现问题的必经途经。而发现问题在研究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相对于发现问题而言，研究的其他阶段尽管重要，但却不能不居于次要地位。

　　演讲结束后，瞿宛文教授回答了师生们提出的问题，与参加讲座的师生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
　　（宏观经济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