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CAPAS, 2003–），及其前身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PROSEA, 1994–2001） 和亞太研究計畫（APARP, 2002）的淵源長達三十年；與人社中心結緣也已有二十年。在這二、三十年之間，我的角色從主持人、執行長到合聘研究員，我看著中研院一個新興學術研究領域—東南亞研究的生根、孕育、成長和茁壯，內心充滿興奮和安慰。

　　1994 年我答應李遠哲前院長，從一個研究東亞中產階級比較研究的學者，延伸去從事東南亞區域研究的推動，不外乎心存一個企圖，那就是期待自己有機會成為一個在台灣的亞洲社會學家。從我個人經驗來說，CAPAS 和人社中心的組織和資源確實提供了這麼一個機緣，我至今心存感激。

　　就東南亞研究的建置和制度化而來看，我在 CAPAS 和人社中心的 15 年（1994–2009）當中，所努力的不外乎是下面四個方向。如今回顧，倒是看到了具體的成果：

　　一是開啟中研院的東南亞研究學術領域；

　　二是培養後來分布在各個大學的東南亞研究關鍵人才；

　　三是將東南亞研究登上台灣的學術版圖，成為一門被認可和達到制度化的學科，如系所的設立，年度東南亞研究研討會的舉辦，台灣東南亞學會的成立，專門學刊和學術專書的出版；

　　四是在那十五年當中，很有效率地提升 CAPAS 和台灣東南亞研究的國際能見度和知名度。

　　如果說，我主事的十五年不只為中研院耕耘東南亞研究，也為台灣東南亞研究的紮根、收成和國際化，盡一份力量，應該不為過。 若將角度放在我個人學術研究的經營，我在 CAPAS 和人社中心也在（1）東南亞和亞太中產階級的比較、（2）亞洲新民主的比較、（3）東南亞客家族群社團和集體認同；以及（4）東南亞華人企業特色這四個領域下了不少功夫，也陸續出版一系列的文章和主編幾本專書。

　　回想起來，我在 CAPAS 和人社中心的那些歲月，可說是開始我另一段值得珍惜的團隊和集體合作的新學術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