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夏天，我從三峽台北大學社會系轉到本院人社中心。從 26歲開始在台北大學服務，當時已經過了幾近三十年的時間。同一個地方坐的太久，總是會感覺有點燥，想換個座位，看看不同的風景。正巧人社中心有開缺，章英華先生也建議來試申請看看，不一定要到特定專業的研究所，陳恭平教授時任人社中心主任，也很支持，我因而很順利的加入，隸屬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時間在一瞬間過去，到今年又已經十年，產出值得記下的成果：完成了一本英文專書的最後完稿階段（Global Exposure in East Asia, Routledge，2015 年出版），也參與與日本專修大學的Asian Well-being Survey（2017 年），World Values Survey 第七波（2019 年）。我最有興趣的是比較社會研究，利用各國的大規模調查調查資料，來理解、分析東亞國家、甚至是其他地區的對照國，也有很好的進展。我基本的想法是，社會學的研究，終究是比較研究，不能只關注一個國家或社會的案例。即使是所謂的台灣研究，若沒有這種或明或隱的比較想像，很難產出格局夠大的理論解釋。這也許是我在美國 SUNY-Stony Brook 的社會學訓練所留下來的長遠影響。直白的說，就是台灣的社會調查量化資料、或是質化觀察所呈現的，如果也是其他社會曾看過的，或有其他國外學者說過、想過了，這時候就沒有什麼新意。雖然這是很簡單的道理，仍然還是很值得一再提醒。

　　在人社中心的期間，我的研究獲得學界的肯定，包括獲得一次國科會的傑出研究獎（這是第三次獲獎），以及特約傑出研究員獎。在國外，也獲得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Quality-of-Life Studies 這個學會的兩個重要獎項—Research Fellow Award 及 Distinguished Quality-of- Life Researcher Award。我自已也很感激，因為這些獎是學術社群給我的極高肯定。

　　我有機會到 Brown University 的 Population Studies and Training Center訪問半年（2018–2019），在 University of Sydney 的 China Studies Center（2022–2023）訪問一年。這些訪問期間，我自己像是公務員一樣，幾乎天天到班，就是像在人社中心一樣。回想起來，工作永遠做不完的這種感覺，一輩子跟著我，感覺應該要調整一下。

　　去年（2023）夏天開始擔任調查研究專題中心的執行長（在陳恭平、蕭高彥主任任期間也擔任過亞太專題中心的執行長）。大規模的社會調查，我是負責過，不過，管理一個大規模的調查團隊，則是新手，也摸索了一陣子。幸運的是，工作同仁能力很強，各組分工負責，前幾任的執行長也建立了很好的制度化運作。前人種樹，後人乘涼，我的確是在這點上得到好處，也因此有更多的機會，將目前的行政程序、調查作業再更優化。

　　我本來今年應是屆齡退休，申請了延退三年，得到院方的支持。目前想完成的事仍多，三年的時間大概也做不完，預計要加速來進行。未來，會更常到人社中心的圖書館看書、借書（已經好久沒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