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nomic Developmen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Labor Migration: The Experiences of Japan, Taiwan and Thailand
作者    蔡攀龍、蔡青龍
  
摘要    
國際勞工流動(ILM)與直接對外投資(FDI)是國際或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誘發的生產因素移動，透過這兩項移動，市場力量得以使因素報酬在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中趨於均衡。基於此一理解，本文結合ILM與FDI兩方面之相關文獻，建構一項「投資-移動-發展」之分析路徑 (Investment-Migration-Development Path，簡稱IMDP)，並以此架構探討日本、台灣與泰國等三個不同發展程度國家之相關經驗，以突顯在東亞國家之「飛雁發展型態」(The Flying Geese Pattern of Development)當中，國際勞工移動、直接對外投資與經濟發展三者之連結關係。

日本是東亞經濟發展之領先者，早在1960年代及1970年代既已承受「引進外籍勞工」與「移廠海外生產」之壓力。由於無法進口外勞，在1970年左右就產生第一波日本直接對外投資，主要之資金接受國為包括台灣在內之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此波日本投資剛好配合上這些國家之經濟發展比較利益。正如日本一般，台灣於進入1980年代之後，就開始遭逢勞工短缺之困擾，而必須考量海外投資與引進外勞之抉擇。1980年代末及1990年代初，大量海外直接投資由日本、台灣及其他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湧向包括泰國在內的東南亞地區，促使泰國經濟維持十年的高度成長。在此同時，日本及台灣都出現不斷增多的非法外勞，他們滿足製造業的勞力需求，並填補本國勞工所不願意從事的工作職缺，包括沒有發展性的工作以及所謂的3-D或3-K工作(骯髒的、危險的、辛苦的)。1992年，台灣正式開放引進限量的東南亞勞工，但日本則一直都禁止進口非技術性勞工。目前，泰國大約有五十萬名勞工在東亞各國工作，但其在中南半島上相對較高的經濟發展程度，也吸引數十萬的非法勞工由其鄰國湧入國境。

就政策形成的角度而言，相關各國在「直接對外投資」與「國際勞工移動」兩方面的關心與努力程度相差很大。在國際間，世界貿易組織(WTO)是促進貿易與投資的大力推手，但是並沒有任何顯著的機制來改善國際勞工移動。在個別國家裡面，接受外籍勞工(特別是非技術勞工)的各種阻力，仍然普遍存在，而此同時，各國卻不斷追求資本自由化以及解除資本管制。最後，本文認為任何一個經濟發展程度相對較高的國家都無法避開國際勞工移入的問題，這些國家應當由經濟的角度從事較為務實的考量，以面對經濟發展的現實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