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伊斯蘭化模式：汶萊與新加坡的經驗
作者    麥留芳

摘要    
本文之主旨乃試圖從兩個相對抗的伊斯蘭教理念型去創建兩個經驗型。第一個伊斯蘭教理念型(FIS)是政教合一，且其教徒對於教義的遵從一絲不苟。相對抗的理念型(SMM)是政教分離，回教徒*在這世俗國度中是弱勢族群，且非常崇尚現代主義。汶萊的國情正適合FIS，而新加坡則比較接近SMM。在東南亞的伊斯蘭教，其與中東及南亞的正統教派的又愛又恨的關係，使得它變成驗證這些認知的一大實驗室。
伊斯蘭教有兩個重要的特徵：第一，從信仰系統衍生出來的自給自足的社會體系，其中包含了律法、政治制度、生產方式、金融觀念等，實為其他信仰系統所鮮有。第二，伊斯蘭教徒傾向於展現他們的宗教象徵物及地位。作為一個以救贖為基礎的宗教，伊斯蘭教要求信徒們全心全意地遵守五大信仰原則以及相關的儀式及行為規範。此外，在蘇菲學派的影響下，伊斯蘭教認為不當得利及沈溺於物質的追求會污染個人的心靈。因此，伊斯蘭教徒必須將其部分財產捐給不幸的教徒，以淨化自己的心靈。另一罪惡觀念乃婦女之拋頭露面，故救贖之法乃深居不出或將一己之胴體深藏於宗教服飾中。
在積極的方面，遵守宗教儀式是有獎賞的。實踐愈多較顯著的宗教儀式則愈能接近阿拉，而數量上的多寡是可以作為評分的基準的。測量救贖的行為和對宗教儀式實踐的程度可以區辨出伊斯蘭化或世俗化的深度。進行測量的第一步是檢視那些組成信仰的要件，如祈禱、齋戒等；信徒，而非教士，所賦予這些組件的意義，乃是研究的關鍵所在。在這些組成要件中我們可以清楚地辨識出來的有以下各項：絕對信仰阿拉(念功)、每日祈禱(拜功)、繳納宗教捐(課功)、齋戒(齋戒功)、朝聖(朝功)，以及個人對於宗教展現方式和各種禁忌的遵從。
為建構FIS和 SMM的經驗型模式，我們在兩地各選取了十個馬來人回教徒家庭進行訪談，原則上選五個中上層，五個中下層。訪談的主要目的乃擬技巧地探出他們每日的宗教和社會活動等。另外，作者亦在兩地從事實地觀察。觀察的場合分為公開及半公開性兩類。大眾運輸系統、餐飲地方及購物中心等屬公開場合；主要是回教徒本身在該些地區出入不會感受到宗教規範的壓力。半公開場合乃指私人俱樂部，回教徒聚落的地域等；身處這些場合，回教徒就會面臨壓力。一般而言，在各場合辨認回教徒是著眼於女性回教徒的宗教服飾，以及少數男性的「哈芝」扁帽及伊朗教士的服裝。
我們把伊斯蘭化區分成一般性(如回教徒人口的多寡)及特殊性(回教徒的宗教情操)兩種。原則上，本文的著重點是後一種，或稱之為「回教徒的伊斯蘭化」。伊斯蘭化實包含有結構性及個人行為兩個層面。前一層面乃指一個國家對國內伊斯蘭教所制訂的各種政策及努力，如清真寺的建造、實施回教宗教教育等。另一層面乃個人行為；此可由以下各主項及次項去探討：宗教表徵及身份的展現、公開場合的宗教行為、半公開場合的宗教行為、宗教禁忌的避諱行為、以宗教為基礎的種族關係指標以及對伊斯蘭教五大信仰原則的奉行程度。
本研究的主要發現是，我們意圖建構的兩個模式在上述兩大層面及附屬的次項上，呈現出相當大的差距。換言之，此兩建構模式的內涵正如兩個理念型一樣，是可清晰地分辨開來的。不過，其中在個人行為層面的兩個項目卻倒向出現。此兩項目為拜功及課功。我們把這倒向現象歸諸以下三大因素：社會經濟發展過程所帶來的焦慮、光環或罩住效應、以及特殊制度化的意外效應。
我們始終認為東南亞的伊斯蘭教與中東的傳統伊斯蘭教是有相當差異的。本質上，東南亞的伊斯蘭教是「實踐性伊斯蘭教」(Practical Islam)。東南亞的回教徒長期在多元種族、多元文化及歐洲殖民者的影響下，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已不停地作自我界定及再界定。其中尤以在商場上長袖善舞的海外華人給他們所帶來的刺激，更促使回教徒不得不在種族關係方面稍作調適。這方面的調適可從種族關係的行為項目上得到印證。另一促使該兩地，甚至整個地區的回教徒在宗教行為上加速調適的是經濟全球化的效應。市場經濟講求時間觀念、生產力及企業文化等，為了經濟發展以免於讓西方人士在「伊斯蘭教」和「落後國家」中間劃上一個等號，此區域的回教徒領袖似乎別無可循，只得在某些宗教行為及儀式上稍作適應。
東南亞的實踐性伊斯蘭並不是已解體的伊斯蘭，只是回教徒已把原來的「零合典範」轉為「多元應用典範」去為伊斯蘭教定向。無形中，實踐伊斯蘭教已在某些方面減弱了「文明衝突」的潛在危機。

* 研究伊斯蘭教的學者或清真教徒本身多避用＜回教＞及＜回教徒＞此兩用語，本文原則上尊重他們的觀念、習慣用語，但在東南亞的非清真教徒慣用回教及回教徒稱之。本文入鄉隨俗，卻毫無其中國歷史所涵含的貶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