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論日本南進政策下台灣與東南亞的經濟關係
作者    陳慈玉

摘要    就日本「南進論」的性質而言，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前，民間的倡言者大多因為不得志而欲追尋海外新天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日本取得德屬南洋群島的委任統治權，財閥在政府的鼓勵下開始「進出」東南亞，官方亦從事田野調查工作，於是「南進論」的性質為之一變，自庶民性的「南方關與」轉變為國策性的「南進」。作為殖民地的台灣，其重要生產事業必須配合日本母國的利益。例如茶業，日本僅生產綠茶，除供給國內消費外，還出口到美國；而台灣烏龍茶在美國市場上可能威脅到日本茶的優越地位，於是殖民地當局乃政策性地讓台灣成為紅茶的製造地區。台灣紅茶不回流到日本，並且經由三井財閥的努力推銷，拓展市場至歐洲和美國，與錫蘭、印度、爪哇和中國紅茶相競爭。至於包種茶，則以東南亞為主要出口區域，供給當地華僑和原住民的消費，並曾與中國茶競爭。
1930年代後半，為配合日本軍事南進的企圖，決定以台灣為南進的據點，積極推動電氣化學工業，利用來自東南亞的資源和原料，生產戰略物資。換言之，由於自然環境的限制，當時工業化程度明顯地落後於朝鮮和中國東北的台灣，並不能扮演提供原料和資源給母國的典型的殖民地角色，而只能以此方式成為日本軍事「南進」的中繼站和經濟入侵東南亞的助力。
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台灣總督府相當配合日本本土的政策，展開一連串的田野調查工作和培育相關人材的措施；同時民間商人亦強化與東南亞各地的經濟交流。到1930年代後半，「大東亞共榮圈」的構想逐漸形成並付諸行動時，台灣亦擔當利用「南方共榮圈」的資源以從事工業化的角色。此工業化的主要推動者則為日本財閥。換言之，日本財閥利用東南亞地區的物力、台灣豐富的電力等既有的基礎建設，從事戰略物資的生產，為其政府的「南進」效勞，也為自己累積寶貴經驗，這些歷史遺產影響了戰後的日本、台灣和東南亞世界的政治經濟社會各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