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Impacts of Class Differentiation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on Post-War Land Reform in Taiwan
作者    Shih-Jung Hsu & H. H. Michael Hsiao
    
摘要：
以往對於台灣土地改革之所以能夠順利完成的論述，多偏重於外在力量之探討（或稱「外因說」），例如土地改革之成功乃肇因於剛遷台之國民政府的施政正確；或土地改革政策的制訂者來自於中國大陸，與台灣本地的土地所有者分離，因此比較不受現實利益的羈絆；或土地改革政策之施行與美國之支持與援助有非常密切的關係等。雖然彼等論述之中，多有論及台灣農村當時之不公平租佃條件，及佃農長久以來受到地主剝削的情形，但是對於當時詳細的農村景象，及其客觀條件，似乎皆未給予特別的重視，比較缺乏對於台灣內部促成土地改革政策施行的探討（或稱「內因說」）。本文因此著重於日治末期及光復初期，台灣農村中地主與佃農的生產關係；及佃農在面對地主的經濟強勢之下，又有如何的文化建構來予以回應等相關課題。追根究底，本文乃是嘗試對於上述「外因說」之見解提出補充之論述，假設土地改革政策形成的部分成因，或許是台灣農村內部連續衝突過程之下所累積的結果；並假設土地改革的社會根源乃是來自於農村社會階級分化，及各階級民眾認同於不同的文化意義體系，而這種文化的意義體系乃是存在於農民的日常生活之中。
本文嘗試由社會運動的理論出發，將土地改革視之為農民長時期以來集體行為或社會運動的結果，因此文中探討了三種主要的社會運動理論：資源動員論(resource mobilization)、馬克斯階級衝突論(Marxist theory)、及社會心理論(social psychological theory)等。根據這三種理論，社會運動發生的原因可能是來自於自利(self-interest)、階級分化(class differentiation)、及文化崩潰(cultural breakdown)。然而，本文也進一步引入權力(power)之研究，指出縱然上述三個原因發生也未必會帶來民眾的抗爭；相反的，由於階級上的控制及文化上的霸權，民眾反而因此會保持沈默。而這就是本文於個案研究時的主要發現，佃農雖然承受了相當不公平的待遇，但是彼等不僅不敢起來反抗地主，反而進一步的培養出相當馴服的個性，在這種情況之下，根本不可能發生佃農的反抗。本文指出佃農的沈默與馴服應該是與台灣過去的歷史發展有關，而日治末期的高壓統治及發生於民國三十六年的「二二八事件」更是加深了佃農這種臣服的個性，上述這些因素皆提供了國民政府實施土地改革的背景。因此本文再一次肯定土地改革「外因說」的論點，並建議如果要進一步瞭解台灣土地改革政策形成的原因，就必須探討國民政府過去在大陸的經驗。